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带动动力电池装机量攀升。锂离子电池（Lithium-Ion Batteries，LIBs）凭借高能量密度、长循环寿命、无记忆效应等优势占据动力电池主导地位。自201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爆发式增长以来，设计寿命一般为5～8年的车用LIBs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据预测，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突破3亿辆，动力电池报废量将达到1483GWh/年。具体至中国，2024年退役动力电池为65万吨，2025年预计将达到82万吨，2028年更将超过400万吨。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35年全球原生锂矿供应缺口将达39%，而退役LIBs中富含的锂、钴、镍等战略金属，其回收利用不仅可以缓解资源供需矛盾，还能避免不当处置带来的环境污染。因此，退役LIBs回收利用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环节。
面对持续攀升的回收需求，各国政府与企业积极布局，推动回收产能扩张。数据显示，全球现有LIBs回收设施年产能约160万吨，规划设施建成后总年产能将突破300万吨。从区域来看，亚洲在总产能（现有和规划）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中国以现有110万吨/年和计划新增122万吨/年产能领跑全球。根据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数据，2024年全国动力电池回收量已突破30万吨，回收产业市场规模超480亿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千亿元。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美国2025年电池回收产能预计分别达到110GWh和30GWh，且2030年均将攀升至140GWh左右。
2025年3月5日，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制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加强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大力推广再生材料使用”。因此，系统梳理全球退役LIBs回收的政策体系、主流技术和产业发展现状，深入剖析中国面临的发展瓶颈，并提供对策与建议，对于推动中国退役LIBs回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低碳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球退役LIBs回收政策体系1.1 国外政策体系全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相关政策正在加速向强制化、标准化、闭环化发展。表1梳理了国外退役LIBs回收相关政策法规，美国依托《通胀削减法案》等推行大规模投资与税收激励，欧盟以《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简称《新电池法》）为核心构建强制性法规体系，日本通过法律与指南组合推动全产业链闭环循环，韩国则通过发布国家战略进行系统性产业扶持。由此可见：第一，国外政策体系普遍采用“立法强制与经济激励并举”的模式，通过立法设定锂/钴等关键材料回收率硬性目标，强制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并配套税收、技术研发补贴和回收设施建设。第二，国外政策体系已超越单纯的“环保”范畴，演变为一套融合了资源战略、产业政策、技术竞争和贸易规则的综合性工具。
1.2 中国政策体系中国动力电池回收政策体系历经了从初步探索到全面深化的构建过程。如表2所示，2016年，中国政策演进以《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2015年版）》明确汽车生产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石，逐步形成了以溯源管理和回收网点建设为核心的实施框架。近年来，政策导向呈现出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国家“双碳”战略深度融合的特点：2023年，通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等专项法规持续完善监管体系；2025年，依托《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强化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监管。现行政策着重通过提高再生利用技术指标，构建规范化回收网络，打击非法回收等举措，推动建立全链条、可追溯的现代化回收利用体系，体现了从单一环节管理向全方位、多维度综合治理的深刻转变。
1.3 国内外政策对比分析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政策体系的核心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均以EPR为制度基石，明确制造商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责任，并要求建立回收网络；二是都设定了量化的回收目标，如欧盟的阶段性回收率与中国的关键材料回收率标准，以引导行业技术进步与资源循环；三是重视技术创新与标准建设，通过研发资助、产业扶持及完善技术标准，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同时，国内外政策在演进路径、作用机制和战略定位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演进路径上，国外政策通常采用“立法先行”的模式，即通过高层级立法（如欧盟《新电池法》、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确立具有约束力的回收目标与责任，并配以明确罚则与经济激励，使市场在清晰的法律框架内自主运作。中国则呈现出“行政规范推动，逐步强化”的路径，初期以部委规章、行业指南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引导与试点，近年来才加速向更具强制性的法规体系升级，整个过程更具试点与调整的弹性。在作用机制上，国外政策更注重构建“市场与激励主导”的机制，在EPR基础上广泛运用税收抵免、押金返还、绿色采购等经济工具激发产业链各环节的参与动力。中国当前体系则以“管控与标准主导”为主要特征，依托国家溯源管理平台实施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监管，并通过强制性回收网点布局，逐步提升原材料回收率标准等行政与技术规范，确保回收链条的规范性与可控性。在战略定位上，国外政策紧密服务于资源安全与全球产业竞争，尤其是欧美将电池回收视为“关键原材料供应保障”和“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关键一环，政策设计直接服务于减少进口依赖、重塑本土供应链等战略目标。中国则更注重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双碳”目标的协同治理，呈现出更强的行业治理与绿色发展导向。综上所述，国内外政策均逐步强制推行EPR制度，国外政策以市场为主导，国内政策则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些差异反映了国内外在法律制度、产业阶段与战略重心上的不同考量。
/二/退役LIBs主流回收技术LIBs回收技术是资源循环利用的核心支撑。当前主流技术可分为再生利用与梯次利用两大路径：再生利用指的是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提取有价金属，直接回归材料制造环节；梯次利用则通过对退役电池的筛选重组，延长其生命周期于次级场景。各类技术因其原理差异，在回收效率、成本构成与环境足迹方面呈现显著不同。表3从技术原理、优势及局限性三个维度对主要LIBs回收技术进行对比分析。物理分选、火法冶金和湿法冶金作为主流方法，分别面临分离纯度有限、能耗污染高或废液处理难等挑战；直接再生与梯次利用虽在保留材料价值和节能减排方面潜力显著，却受制于原料敏感性及市场成熟度；生物冶金等前沿技术环保优势突出，但尚未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跨越。
在实际应用中，回收技术的选择并非简单取舍，而需基于电池类型、经济成本、环境影响、政策法规与目标产品进行综合决策。对于容量保持率高、一致性较好的磷酸铁锂（LiFePO4，LFP）电池，应优先考虑梯次利用，若无法梯次利用，则转向直接再生技术以最大化经济价值。对于富含镍、钴、锂的高价值三元电池，湿法冶金仍是当前商业化提取有价金属的最优解。而对于成分复杂、批次混杂的电池废料，火法冶金则凭借其强适应性成为保障回收率的托底方案。未来，随着定向循环商业模式的发展，电池在设计阶段就需考虑回收需求，为高效、低成本的回收技术应用奠定基础。
/三/退役LIBs回收产业发展现状3.1 产业链构成退役LIBs回收产业链以“资源循环”为核心，包含了上游回收网络、中游处理环节、下游产品应用三大核心部分，如图1所示。产业链上游将不同来源的废旧电池集中起来，如来自整车厂、4S店和报废汽车拆解企业的退役动力电池，来自数码回收商的消费电子电池和来自电池生产商的生产废料等。产业链中游为技术壁垒最高的废旧电池处理和再生环节，直接决定回收效率和效益。在此环节，遵循“先梯次，后再生”原则，拆解得到的容量较高的退役电池通过检测、筛选和重组降级用于储能基站、低速电动车、备用电源等领域。对于无法梯次利用的电池进行放电、拆解和破碎，得到铝箔、铜箔、黑粉等材料，然后通过火法或湿法冶金技术实现锂、钴、镍等有价值的材料再生。在产业链下游，再生的材料重新回到市场，被用于制造新的电池正极材料以及电池产品，最终装配至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消费电子产品等，形成产业链闭环。
3.2 商业模式在退役LIBs回收产业链中，汽车制造商、电池生产商和第三方回收商等各类参与者在原材料获取、技术能力、回收渠道、监管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拥有不同优势。表4中系统梳理了当前退役LIBs回收商业模式的优势、挑战及代表性企业。主流商业模式按照经营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四类。一是专业第三方模式，第三方回收企业（如Redwood Materials公司、格林美公司等）在回收工艺与技术集成方面具备专业优势，能够实现材料的高效再生利用，但业务运营高度依赖外部原料供应与回收网络稳定性，需通过战略合作弥补资源端短板。二是生产者主导模式，电池及整车生产企业（如宁德时代公司、特斯拉公司等）利用自身的销售网络回收退役电池，通过自建或关联的回收工厂进行再生、提取的关键材料重新用于生产新电池，形成“生产—使用—回收—再生—再生产”的闭环。三是产业链联盟模式，回收商、电池制造商、车企甚至材料厂商通过合资建厂或签订长期战略协议的方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如大众汽车集团与优美科（Umicore）公司成立合资公司IONWAY来保障欧洲电池工厂材料供应。回收商负责退役电池的拆解与资源化处理，电池与汽车制造商则确保废旧电池的稳定供应和再生材料的产品消纳渠道。四是“城市矿山”模式，矿业或冶金巨头（如巴斯夫公司、赣锋锂业集团等）利用自身在冶金化工领域的传统优势，以退役电池为原料提取镍、钴、锂等金属，作为主营产品的补充。以上模式各有优势与挑战，企业根据其资源禀赋、技术实力及战略定位综合判断与选择。
3.3 国内外代表性企业及发展现状当前，领先企业依托差异化技术路线与商业模式，积极构建区域化乃至全球化的回收处理网络，形成激烈竞争与战略合作并存的市场格局。表5汇总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具有代表性的电池回收企业及其核心信息。主流企业普遍采用“机械预处理+湿法冶金”技术路线，并积极向高附加值材料再制造延伸；商业模式以构建区域化闭环供应链为核心，通过深度绑定车企、电池厂商获取原料与市场，在各国政策强力驱动下，行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迭代、资金压力与供应链安全的挑战。加拿大企业Li-Cycle曾以其独特的“SpokeHub”分布式处理模式被视为行业创新者，通过区域化的预处理中心（Spoke）降低物流成本与风险，并计划在中心工厂（Hub）实现湿法冶金的规模效应。然而，该模式对资本开支要求极高，激进的扩张策略导致其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目前核心项目已被迫暂停，成为创新商业模式与财务可持续性失衡的典型案例。相比之下，美国企业如Redwood Materials公司和Ascend Elements公司则更注重将回收业务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直接生产高附加值的正极材料等产品，其商业模式强调与特斯拉、通用汽车公司、宝马集团等头部车企或电池制造商的深度绑定，并获得美国政府在资金与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呈现出“回收—材料—再制造”一体化发展的特征。欧洲代表企业如比利时优美科公司、德国巴斯夫公司等则依托深厚的冶金化工基础，采用成熟且稳定的湿法及火法工艺，与欧洲主流车企建立了长期闭环合作，在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方面保持稳健推进。日本和韩国企业以住友金属和SungEel Hitech公司为代表，凭借精湛的湿法提纯技术在高端再生材料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但同时也面临本土资源匮乏、原料严重依赖进口的结构性挑战，供应链自主性成为其长期发展的关键制约。中国退役LIBs回收代表性企业如格林美公司、邦普循环等，凭借其覆盖全国的回收网络与车企、电池厂商建立深度绑定，实现了规模化原料获取与闭环循环。在技术路线上，中国企业以湿法冶金为主，并积极拓展智能拆解与梯次利用，产能扩张迅速。《中国新能源电池回收利用产业发展报告（2024）》指出，中国新能源电池再生技术可实现镍、钴98%以上和锂90%的回收率。国内巨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助力了退役LIBs回收产业的整体发展，然而在高端材料再生技术与核心装备自主化方面，中国企业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中国退役LIBs回收产业发展瓶颈及对策建议当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和退役LIBs增量，回收产能也位居全球前列。但是，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退役LIBs回收产业在高质量、规模化发展方面依然面临多重困境。
第一，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顶层统筹与科技创新激励不足，监管执行不到位及溯源管理不完善，导致规范回收率低（不足25%），大量电池流入非正规渠道，加剧了锂、钴、镍等关键金属的供应链风险。
第二，回收处理环节面临标准化缺失与技术瓶颈，导致拆解智能化、自动化程度低，能耗高，二次污染等问题，同时难以形成规模化梯次利用生态，制约了资源价值最大化。
第三，行业整体规模效应不足（白名单企业产能利用率仅15.5%），电池健康数据缺失影响梯次利用，回收网络分布不均推高物流与交易成本，正规企业成本倒挂，缺乏市场竞争力。
第四，国内产业标准与国际要求存在代差，再生材料认证体系未获国际互认，增加了出口企业的合规成本与贸易壁垒。对比韩国、欧洲企业已在海外积极布局本土化回收产能，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资源回收网络建设仍处于初步阶段，在国际资源循环竞争中的主动权有待加强。
中国退役LIBs电池回收产业正处在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的关键转型期。针对其发展瓶颈，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健全法规并完善经济激励。一是将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提升至国家资源安全战略高度，纳入“十五五”及中长期产业规划，明确退役LIBs回收率的强制性目标，鼓励回收技术创新。二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时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与资质管理制度，并依托国家溯源平台强化全生命周期监管，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从“指导性”转为“强制性”。三是借鉴国际经验，实施精准的税收优惠与补贴政策（如对使用再生材料的新车给予购置税减免），并设立产业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回收网络、物流体系等关键薄弱环节建设，以经济手段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引导资源向正规渠道聚集。
其次，构建退役LIBs回收技术创新体系。一是瞄准产业痛点，集中突破智能拆解、精准评估与绿色提取等核心技术，为产业升级提供根本动力。二是重点研发基于机器视觉与机械臂协同的自动化拆解平台，推广激光切割等绿色工艺，解决拆解效率低下问题与安全隐患。三是构建融合电化学检测与大数据的健康状态快速诊断系统，并建立可信的电池全生命周期数据平台，解决退役LIBs残值评估难题，推动梯次利用安全。四是通过产学研攻关，优化湿法冶金工艺，布局下一代绿色冶金技术，并积极推进正极材料直接再生等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商业化，全面提升资源回收率与再生材料价值。
再次，推动规模化整合与全链条协同，构建高效循环的产业生态体系。一是通过政策引导行业整合，培育若干家龙头企业，并规划建设区域性大型“超级工厂”与覆盖地市的“1+N”回收网络，解决行业“小散乱”现状，提升产业集中度与规模效应。二是着力打造数字化协同的产业闭环：强制推行“电池护照”，实现全流程数据贯通与可追溯；统一制定电池易回收性设计、梯次利用安全等关键标准。三是优化全国回收网络布局，加强中西部覆盖，并推动组建跨领域的产业创新联盟。四是通过规模化发展与生态化协同，显著提升再生材料在新电池中的使用比例，真正建成“生产—使用—回收—再生”的高效循环经济体系。
最后，深化退役LIBs回收利用国际合作。一是利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主动与沿线国家构建退役LIBs回收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退役LIBs回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二是积极主导和参与国际标准对话，通过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共建产能，推动国内绿色标准与欧盟电池护照等机制的衔接互认，支持建立国际互信的循环材料碳足迹核查与认证体系，破解再生材料国际认证壁垒。三是通过政策引导与金融工具，支持领军企业以合资、并购或共建等方式，在欧美、东南亚等关键市场布局本土化回收与预处理产能，构建全球化资源闭环。四是着力打造绿色“一带一路”退役LIBs回收利用示范区，通过与共建国家联合制定区域标准、建设示范项目，推动中国成熟的商业模式、技术装备与标准服务的整体输出，形成可持续的海外资源循环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