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巴塞尔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副教授乔治·冯·施努本（Georg von Schnurbein）和公益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奥托·波特卢卡（Oto Potluka）近日在奥地利《创新：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杂志》期刊上发文表示，通过以社会创造性环境（socially creative milieus）作为切入点来理解不确定性约束下社会创新的兴起，可以帮助研究者将城市发展视为一种共同参与协作的过程。
突破城市发展研究传统范式
城市发展研究传统上更关注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如在公共部门领导下的合作生产问题。在当前的学术、政治与社会实践中，“社会创新”一词受到了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文献聚焦于社会创新的内涵、理论与政策研究。但是，社会创新的概念化程度仍然较低，现有研究不够系统，有待进一步突破。同时，城市发展路径正在稳步改变，更加重视集体努力和社会创新。
在利益分歧突出、缺乏协作的情况下开展的社会创新计划是难以维系的，必须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而理想的社会创新变革应当切实回应社会诉求、提升人们生活质量。德国格拉夫瓦尔德大学可持续研究中心研究员拉斐尔·齐格勒（Rafael Ziegler）呼吁，应将社会创新作为在跨学科研究层面和实践应用层面均具有协作性质的一个概念，对其加以更为细致的解读。受此影响，施努本认为，回答“在何种条件下，城市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产生社会创新”这一问题，是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地理与空间规划研究所副教授伊莎贝尔·M. 安德烈（Isabel M. Andre)等人提出了“社会创造性环境”概念，但他们的研究只是局限在城市发展研究的传统范式内。施努本对此表示，城市发展研究的对象不能局限于由公共部门主导组织的项目，还应注意其他更广泛的社会资本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
社会创新概念化
“社会创新”一词可追溯到19世纪，但在20世纪，人们主要关注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直到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蔚为大观，社会创新概念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艺术创意、区域发展等不同研究领域。参考伦敦大学学院公共政策与社会创新教授杰夫·马尔根（Geoff Mulgan）的定义，施努本和波特卢卡在文章中将社会创新定义为“在目的和手段上都具有社会性的创新”。
文章表示，此前的研究方法均有所偏颇，或过于侧重识别某种新动态是否属于社会创新的解释功能，或将社会创新简化为与现实不完全吻合的线性发展过程。从社会创造性环境分析入手理解社会创新的发展，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虽然对“社会创造性环境”概念的界定在学界尚不统一，但总体倾向一致，即创造力的激发和演化与一个特定的空间或地点发生关联。尤其突出的是，城市空间为社会创新代理人提供了他们自己无法生产的丰富资源。社会创造性环境既是创新的条件也是创新的产物，为发展区域性社会创新创造了独特环境，是孕育创造性、艺术性和创新性的稳定且灵活的平台，而其不确定性的特点为探索创新性解决方案提供了可能，使有影响力的社会动态能够以社会创新的形式出现。
要将社会创新理解为协同创新，综合考察某个社区、城市或区域发展过程中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的配置。地点本身不会凭空产生创意，但该地点与利益相关方网络的互动能够使创新得以萌发。因此，在对社会创新实践案例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可以从社会创新项目的发起者、接受参与者、扩散渠道、阻力因素、对地方发展和当地社会关系的影响等五个维度进行考察。
在协作中推进社会创新
通过从社会创造性环境着手探究社会创新，施努本认为，在公共部门有强制力的组织外，社会资本是否丰富至关重要。在地方城市治理中，联系紧密、社会网络丰富的环境，使创新发展成为可能。在城市发展中，不确定性是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社会环境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可以成为社会创新的驱动力。社会创造性环境则为催生社会创新提供了框架。总体而言，“在何种条件下，城市协同发展过程中能够产生社会创新”这一问题的答案涉及三个因素：社会资本、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地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波特卢卡表示，联通社会资本是推动社会创新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充分融入集体参与的规划进程中。例如，在一些值得关注的案例中，获得成功的创新项目规避了城市空间使用的不同逻辑间的潜在冲突，将它们整合为一个共同的应用概念。这意味着各合作伙伴必须互相借鉴其他人的理念，入驻企业需要注重可持续性，非营利组织需要有经济可行性，文化机构需要了解社会需求。
打造一套具有可持续性的创新性解决方案，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与在不同主体间引发争夺有限空间的竞争不同，协作是为了让各个主体之间更好地互相理解并为各方带来益处，因而更有助于各方实现共同参与、共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