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最大问题是工业用地比例偏高。
北京市的开发强度达到57%，上海市的开发强度为43%，深圳为47%，超过日本三大城市圈开发强度的3倍。
按照国际标准，城市开发强度超过30%就不属于宜居城市。
上海市生活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比为1∶1.5，已经超过国际标准所规定的生活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比1∶1的警戒线。而日本三大城市圈生活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比则为6∶1。
广州市单位土地面积GDP的产出不到香港的13%。
城市圈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是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和要求。城市圈往往是以大城市作为中心向周边进行辐射，通过各级市核心之间以及核心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双向辐射和经济联动推动周边非农业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总体目标。
目前中国确定打造20个城市群，包括5个国家级城市群、9个区域性城市群和6个地区性城市群。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中国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25%，却集中了全国62%的总人口、80%的经济总量。城市圈已经开始由带动中国经济的龙头、引擎逐步转变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城市空间无序开发
城市圈经济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自然演进的成果，而不是主观臆断和人为捏合的产物。很多城市在发展目标上追求“高大上”，追求概念化，脱离了自身的资源条件、产业特色、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形成“摊大饼”式的无序蔓延和低效扩张。
全国661个大中小城市中，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
191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提出国际化大都市这一概念时，是将这一称号作为赋予那些具有超群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金融影响力的城市的一顶皇冠。
目前被世界所公认的十大国际化大都市中，中国也只有北京市入围。城市发展目标定位的不合理，只会造成财力的透支、资源的浪费、城市不可持续发展和城市间的无序竞争。
城市空间的无序开发还体现为城市开发强度过大、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居民和生态用地比例偏低。
北京市的开发强度达到57%，上海市的开发强度为43%，深圳为47%，超过日本三大城市圈开发强度的3倍。
按照国际标准，城市开发强度超过30%就不属于宜居城市。上海市生活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比为1∶1.5，已经超过国际标准所规定的生活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比1∶1的警戒线。而日本三大城市圈生活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之比则为6∶1。
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带来的则是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简单地追求城市空间的扩张，缺乏科学的规划与集约化管理和经营，致使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土地资源浪费。广州市单位土地面积GDP的产出不到香港的13%。
一面是土地资源的紧张，另一面则是土地资源的浪费。
城市圈结构不合理
城市圈在规模结构上应当是由不同等级的城市，按照一定的目标和发展规划，形成的层级合理分布、相互依存、共生互补的城市生态系统。其间不仅需要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作为核心的辐射和极化作用，还需要有中型城市承接和传递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以及小型城市和城镇作为城市群的广大纵深与腹地吸收和转化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并反向辐射支持中心城市的发展。
中国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和资源向核心特大型城市和大城市高度聚集，致使核心城市过度膨胀。中、小城市和城镇发育不足甚至萎缩，呈现出“一城独大”的不良发展态势。
以国家级的成渝城市圈为例，2014年，成渝城市圈GDP总量为3.7万亿元，其中成渝两个核心城市GDP占到GDP总量的64.8%，其余11个城市GDP总和占GDP总量的35.2%。在这11个城市中排名最靠前的绵阳，GDP总额只相当于重庆的12.7%，成都的11.1%。
次级中心城市发展不够成熟、城市圈层级结构不够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问题仍然比较明显。城市圈在产业结构上也应当遵循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城市圈各级城市间进行产业链分工和资源整合，形成具有明显产业梯度的城市圈产业链。
城市圈的中心城市应当作为城市全产业链的龙头，专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链的上游产业，并将产业链向次级城市和城镇延伸。既要凸显整个城市圈产业链的高端性、先进性，又要保证产业链的成长性和整合性。以城市圈作为产业链的平台和载体，以产业链的成长为城市圈的发展注入凝聚力和生命力。
目前，中国城市圈在产业发展方面缺少整体规划和系统设计，城市圈各城市之间产业同质性很高，不仅未能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反而处于一种同质化和低水平的相互竞争之中。以长江中游城市圈为例，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主要产业相似度达到90%，在很多主要产业领域的直接竞争非常激烈，产业间的激烈竞争也影响到城市圈的合作和融合。
城市圈生态环境恶化
传统城市圈在集聚化发展的过程中，对土地、能源、淡水等资源的需求也呈现出集聚化的态势。
城市圈的资源和能源消耗远远大于自身的承载能力和循环再生能力，生态压力剧增。城市圈在土地利用、水资源利用、污染物排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城市圈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圈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相对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聚集过程中产生的旺盛的土地需求，城市的土地供给则是刚性的，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难以调和的矛盾。
面对着城市土地价格持续升高、土地资源使用接近饱和的现状，如何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探索新的发展途径已成为新型城市圈发展的必然要求。
就水资源而言，中国500余座城市中，近70%的城市缺水，年缺水量达到58亿立方米。城市是人口、建筑、交通工具、工业、商业的集聚之地，同时也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集聚之所。城市仅占世界2%的面积，其碳排放量却占到世界碳排放量的75%。而中国城镇消耗了全国84%的化工能源，其中35个大城市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40%。
碳排放是温室效应和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中国城市生态环境污染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世界十大空气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7个。97%的城市河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9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60%以上的城市噪声超标。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15%。
城市圈人居质量不高
城市圈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经济上的繁荣，但是并没有必然的为城市居民带来高质量的生活。
许多城市圈的人居质量与经济发展反其道而行之，不升反降。
首先，城市人口密度大，人居空间拥挤。2014年GDP排名靠前的城市为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这5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分别为3833.7人/平方千米、1312人/平方千米、1746.9人/平方千米、1274.5人/平方千米、5314.5人/平方千米，均超过宜居人口密度1000人/平方千米的上限，人口密度过高导致人居基础设施资源减少，建筑物密度高，人均公共绿地不足。2014年，我国城市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12.64平方米，而世界宜居城市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40～70平方米。
其次，生活成本高，生活幸福感下降。人口的高度聚集，土地资源的稀缺，导致居住成本持续增长。2014年，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均超过30000元/平方米，约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以上。
除居住成本以外，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生活成本也高居不下。
在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上海、北京均位列前十。另外，人口密度过高导致交通严重拥堵，交通时间成本高。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收入的不断提高导致人们出行总量和汽车保有量大幅增长。
《习近平与“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绿色》一文中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指出，将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理念充分融合到一起，着重促进低碳、循环、绿色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能源、水源及土地等各种资源节约集约使用，增强生态修复及环境保护，降低对自然的损害及干扰程度，逐渐建立起可持续化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及低碳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城市群是引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