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由中国联合巴西、欧盟共同发起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第二届高层会议在武汉召开。4天前，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公布合格境外碳定价机制清单，中国全国碳市场位列其中。这意味着2027年英国碳关税开征后，中国企业在国内缴的碳价可申请抵扣。中国“碳标尺”第一次被发达经济体正式认账。在全球碳市场多边机制中，终于划上了中国刻度。
2005年，一个中国风电场企业想把减排量变成钱，得先请欧洲人验收，再按欧洲人开的价卖出去。碳市场的“尺子”长期握在欧美手里。
2005年至2012年，《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实施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碳信用出口国，最盛时供应全球三分之二的减排量。但这个制造业体量全球第一的国家，在国际碳标准会议上长期只能坐在侧席。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上线，首批纳入电力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覆盖排放超40亿吨，上市即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去年，该市场再纳入钢铁、水泥、铝冶炼三大行业，覆盖全国碳排放约65%，到今年9月14日，累计成交9.73亿吨、668.85亿元。市场的分量，成了国际协商台上的底气。
2025年11月的贝伦气候大会（COP30）上，中国、巴西、欧盟共同发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如今，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智利，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等29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加入，覆盖全球约43%的碳排放。
目前，国际碳市场面临“标准不一”、区域市场相互割裂等挑战，严重限制了碳交易流动性和经济潜力。联盟计划建立一套边境调节机制，由所有参与方共同治理。 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洲认为，用高标准、大规模、开放包容的实践，让全球碳减排更有效、更公平，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落地。
9月14日，巴西财政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娜·雷斯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国先试点、再铺开、后提质的减碳路径极具参考价值。巴西要“借鉴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搭建自己的体系。她期待，巴西成为首个同中国签署碳信用出口协议的国家。
“多方合作的多边主义，有助于我们实现全球减排行动。”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对记者说，“这就像我们同上一艘大船，大家朝着互学互鉴、务实合作的方向快速前进。”
“减派君观点”全球碳市场面临的核心难题，在于不同国家很难用同一套碳定价标准承担相同的减排成本。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产业基础、减排边际成本以及历史排放责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同一水平的全球碳价对不同经济体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对部分发达经济体而言，较高碳价可以强化减排激励；而对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或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和生产成本，并影响产业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碳市场没有办法走向更深层次的合作。相比于强行追求“一套定价”，更现实的路径可能是先解决“一套规则能够互相看得懂”的问题——先推动MRV、碳核算、碳信用质量、环境完整性等基础规则逐步协调，再推动不同碳市场之间的互认、衔接和互操作。
此次武汉举行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OCCCM）第二届高层会议，正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各方审议通过工作计划和秘书处工作规则，进一步明确联盟后续工作，并围绕碳市场政策交流、MRV、碳信用机制以及不同市场之间的协调开展合作。 正如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洲教授所认为的，用高标准、大规模、开放包容的实践，让全球碳减排更有效、更公平，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落地。换句话说，全球碳市场不一定非要先实现“一套定价”，完全可以先做到标准越来越接近、规则越来越透明、市场越来越能够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多元市场共存、彼此协调的全球碳定价体系。放到更大的时代背景下看，当美国气候政策出现阶段性后退的时候，中国正在通过自己的碳市场建设和国际合作，进入全球气候治理更加重要的制度性位置。这里的“进”并不意味着简单取代美国，更不是中美之间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全球气候治理正在从过去相对依赖少数经济体推动，转向更加多元的力量共同参与。中国一方面把自己的碳市场做大、做实，另一方面通过武汉这样的国际平台推动中国、巴西、欧盟以及更多国家开展碳市场合作，实际上是在提供一种新的全球气候治理实践：高标准保证减排质量，大规模形成市场影响，开放包容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层面的阶段性后退与中国持续推进碳市场建设形成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时代对比——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在经历一次新的力量重组；而中国正在从一个“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逐渐成为“参与塑造全球碳市场规则”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