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汤有在家中画室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图为汤有与孙女。本报记者原丽阳实习生汤腾飞摄
长江商报消息■本报记者谢方实习生杨明月谢旻珂采写
汤有的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都是地道的武汉人。外祖父是开放的瓷器商人，外祖母出身官宦世家，母亲是当年的文学女青年，再加上父亲汤文选，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长大的汤有，给我们描述了属于他们这个家族的故事。
外祖父每天都去家对面的“民众乐园”听书
外祖父是一个玩瓷器的，他在江西景德镇那边进了蛮多瓷器。我记得有大缸小缸，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大院子，光是坛坛罐罐就堆成了一面小墙。
外祖父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有着酒糟鼻子的小老头。我们家对面就是汉正街，巷子里面有一个茶馆，他成天就到茶馆去听书、谈论，那是一个“民众乐园”，去那可以不花一分钱。
1954年发大水，家里全部被淹了。我们把家里面很大很厚的一个门，搭在水上面进进出出，后来整个汉正街就做了一个堤。我当时只四岁，读幼儿园，我掉水里去了，也是外祖父把我捞起来的。
外祖父读过私塾，毛笔字写得非常好，街道居委会就聘请他，解放前就叫做“师爷”。他懂文化，解放后别人要记个账，写个什么东西，就到他那里去。当时中国懂文化的人还是很少的，所以他写的一手毛笔字也就可以用上了。
再艰难，外祖母也要把头发梳得干净、整齐
我在普外后门的一个幼儿园长大，从小就混在汉正街，跟外祖父、外祖母一起。我跟母亲、父亲相处的时间都不多，以前他们有公职，只有礼拜天才回来，后来他们“挨整”，家里人四散天涯。
跟我接触最多的是外祖母，我就是她带大的。她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脚女人，她的脚缠得非常小，她可以一整个上午慢慢地在那摇扇子、生炉子，不声不响地张罗我们几个人吃饭。她的话又不多，但在她身上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停息地生活的韧性。
她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式的、能够忍耐一切灾难、能够勇敢面对一切的女性。我敬爱她，是因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也能在屋后的大树下，用梳子把头发梳得干干净净。她的那种动作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有再多的风沙，我还得保持我的容颜。
她只要出门，就打扮得整整齐齐，我记得她的裤子都是绞边的，小喇叭裤，黑色的，裤脚有小花，很像苗族的那种。她做菜非常好吃，我只要把它带到学校去，分分钟就光了。当时人们都相信中医，但我外祖母相信西医。她还把我送到西式的幼儿园。
父亲卖画时，认识了大他五岁的母亲
我的亲祖父实际上是个中医，他把我父亲过继给了他哥哥，所以我父亲是两个大家族的儿子。
祖父家境很好，家里有一个藏书楼。所以，父亲其实是在一个很有文化氛围的环境下长大的。虽然出生有钱家庭，但祖父娶了个小老婆，她对父亲非常不好，父亲是被她赶出家门的，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外谋生了。
父亲从孝感沿汉水走到了武汉，怎么谋生呢？就画画。画了画就摆在地上卖，那时候我父亲大概刚20岁，母亲大我父亲5岁，她往那里经过，看到了画后为我父亲的才华打动，就谈起了朋友。
因为母亲大父亲5岁，父亲在生活上是听我母亲的。母亲出生官宦之家，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她受我外祖母的影响，也喜欢诗歌。母亲以前有个笔名叫白浪，她在最早的诗刊上面发表过诗歌。
我们家里家教特别严，特别是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她就拿来几根筷子，叫我们几兄弟一根根地折断，一根筷子一下子折断了，几根筷子在一起怎么也折不断，她说这是团结的力量。她说：“你们几个儿子，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团结。”但是就好像冥冥之中有天意，长大了之后就不团结。
我在久康里长大，半个巷子曾都是我们家的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汉正街的一个小巷子里，后来叫久康里。汉正街和汉水之间就有许多小巷子，我们就在其中一个巷子里面长大。基本上那里的半边巷子外祖父都买下来了，有一个门面就做瓷器生意。
我们住的房子很大，有楼上楼下，就是康乐里7号。我从幼儿园到小学时都叫康乐里，后来改了久康里，现在都不在了。
一开始就是我外祖父、外祖母加上我们几个兄弟住，父母亲除了周末都不回家，宽敞得很。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黑色的门，打开门就是个天井，天井这一边是我们摆香案、挂福禄寿、春联的地方，两旁是两个小门，进去就是左厢房和右厢房。从厢房进去，屏风后面的一个大房，就是我父亲作画的地方。
后来因为生活需要，一些红木家具、瓷器都卖掉了。再到后来出租房子，就用那个租金买菜吃饭。我记得有个湖南来的年轻女孩带了一个男的，我们喊她“湖南婆”，他们是一对小夫妻。因为母亲是武汉市妇联的，后来就响应国家号召把这个房子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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