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一
用常人眼光来看，《水浒传》中的地理都是有问题的，而从头到尾，错得毫无商量余地的彻底——和宋公明那种打打再商量招安的半推半就策略，风格截然不同。
史进离开华阴县的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水浒传》第二回)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半个月后，史进却来到渭州。要知道，渭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平凉，在延安西南，渭州到延安直线距离280公里(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39页)而出发地华阴在延安南略偏东，两地直线距离240公里，华阴与渭州直线距离33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5页)。三地关系，可以用下图示意。延安在顶点A，渭州在左点B，华阴在右点C。按照常理，史进应该采取CA线;但他实际上走了CBA的线;绕远得有点说不过去。就是说，渭州根本不在史进行程路线之内!
鲁智深离开五台山，投奔东京大相国寺，路过青州地面桃花山。(《水浒传》第四回)青州属京东路(《宋史》卷八十五)，离渤海湾只有一百多里地。五台山则在河东路代州雁门县(《宋史》卷八十六)。青州在五台山东南，两地直线距离约500公里;东京在五台山南略偏东520公里;东京距离青州42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这又是一个三角关系。我们用A指五台山，B指东京，C指青州。鲁智深去东京，当取AB路线，他却是ACB路线。现实中是根本不行的。
庆历二年(1042年)，建大名府为北京(《宋史》卷八十五)，就是说，《水浒传》中的北京，是现在的河北大名。杨志押送的蔡太师的生辰纲由此出发，目的地是东京。北京大名府去东京直线距离204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杨志只要朝南偏西走就行了，但他的路线大大地往东偏了，一直偏到济州的黄泥岗!(《水浒传》第十五回)北京去济州，138公里，东京去济州18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仍用三角形来说明：A是北京，B是东京，C是济州。杨志本当采取AB线，但实采取ACB线。
江州蔡九知府派神行太保戴宗到东京给他爹蔡京送生日礼物和家书，叮嘱戴宗“切不可沿途耽阁(搁)，有误事情”!戴宗因为还想到东京为押在大牢里的宋江走走门路，所以也是力求尽快赶路(《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但他竟然来到梁山泊边上的朱贵酒店里打尖!要知道梁山泊并不在江州去东京的线路上。江州去梁山泊直线距离660公里，江州去东京600公里;东京在江州的北偏西;梁山泊在江州北;而且梁山泊又在东京的东北，两地12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5-46页)。三地又生出三角关系，而且是钝角三角形。假设：A东京，B江州，C梁山泊。戴宗当走BA线，实际上却是BCA线!
无为军，是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立的，“以庐州巢县无为镇建为军，以巢、庐江二县来属”。(《宋史》卷八十八)无为军靠近长江，在江州的下游，与江州的直线距离是252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0页)。《水浒传》却告诉我们，“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而且无为军的闲通判黄文炳能一叶扁舟，三天两头地从无为军过江来频繁地探望江州蔡九知府(《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也就是说，江州与无为军之间这二三百公里的长江，在《水浒传》中给抹得干干净净，截断，扔掉了!
蓟州，就是现在的河北蓟县一代。它在宋代，先是辽国属地，后是金国属地，根本不在宋的版图之内。直到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蓟州来归”(《宋史》卷二十二)。而《水浒传》明白地说，宣和二年四月一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在这以前，不但公孙胜老早在蓟州居住，而且杨雄也在蓟州城里做“两院押狱”。似乎蓟州本就是大宋的一角河山，而且中央政府进行着有条有理的管治，毫无问题。这就罢了。奇怪的是，戴宗从梁山泊出发往蓟州，他绕道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要从沂水县边上过(《水浒传》第四十三回)!沂水是沂州的辖县(《宋史》卷八十五)，沂州在梁山泊的东南198公里;蓟州在梁山泊北部偏东，距离510公里;而蓟州在沂州的北部偏西，距离576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4页)。戴宗又制造出一个钝角三角形。假设A是梁山泊，B是济州(沂水)，C是蓟州。戴宗当取AC线，但他实际上行的是ABC线。
以上是梁山泊英雄招安前的一些地理问题。此后征辽、征王庆、平方腊，我们不暇一一列举。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水浒传对梁山附近地理描述是不正确的，归结为“为情节需要而随便改动”，或者“传抄错误”。(刘华亭《水浒传中梁山附近的地理描述》，载1998年第5期《济宁师专学报》)虽言之有理，但过于简略。
